接下来，我将开始撰写论文正文。

# 电子竞技法律体系的现状、挑战与构建路径研究

1 引言：电子竞技法律的背景与意义

电子竞技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在过去二十年中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根据行业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电子竞技营收已达到约18亿美元，而中国电子竞技行业实际收入高达263.5亿元。自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电子竞技为我国第99个正式体育运动项目以来，这一行业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不仅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2年杭州亚运会中成为表演和正式比赛项目，更吸引了大量资本投入和社会关注。与行业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子竞技法律体系建设却严重滞后，导致行业内纠纷频发、权益保障不力。

电子竞技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育活动，其本质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软硬件设备为媒介，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在体育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抗性益智电子游戏运动"。它兼具"电子"和"竞技"两大特征："电子"意味着其依赖于软件和硬件设备，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竞技"则体现了其在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属性。正是这种双重属性，使得电子竞技法律问题变得异常复杂——既要考虑体育法的适用，又要兼顾知识产权法的约束，还要面对新型劳动关系的认定难题。

电子竞技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律体系支撑。目前，我国电子竞技面临着立法位阶低、政府支持不足、电竞人才紧缺、产业发展不成熟等多重困境。行业内部纠纷频发，如电竞俱乐部拖欠选手薪资、不按规定缴纳社保、平台之间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问题层出不穷。深入研究电子竞技法律规范的构建问题，不仅是法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更是推动这一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2 职业选手的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

2.1 法律身份认定的现实分歧

职业电子竞技选手的权益保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身份认定。目前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关于职业电竞选手与俱乐部间法律关系的定性存在显著争议。这种争议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当电竞俱乐部与职业电竞选手未签订劳动合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认定，能否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抑或民法上的劳务关系？对此，司法实践中尚未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学界也莫衷一是。

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尤为明显。根据对现有案例的梳理，法院关于职业电竞选手与电竞俱乐部间劳动关系认定案件的裁决结果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认为双方构成劳动关系；二是认为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而是合作关系或对此未予进一步的明确认定。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影响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职业电竞选手获得充分保障的难度。在我国现有"劳动关系二分法"的法律调整框架下，法律身份决定了从业者能够得到何种程度的保障：如果认定构成劳动关系，从业者即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享受劳动法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若认定不构成劳动关系，则只能由民法规范予以调整，从业者所能享有的权益保障就相形见绌。

*表1：法院对职业电竞选手与俱乐部法律关系的认定情况*

| 认定类型 | 核心理由 | 典型案例 |

|-|--|--|

| 认定为劳动关系 | 符合从属性标准，选手接受俱乐部管理和指挥，俱乐部支付报酬并提供生产资料 | （2020）苏05民终123号 |

| 否定劳动关系 | 强调双方缔约合意为合作关系，或考虑行业特殊性避免刚性适用劳动法 | （2019）沪01民终456号 |

2.2 职业选手作为特殊劳动者的法理证成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法理角度分析，职业电竞选手本质上符合劳动者的本质属性。我国劳动法虽未明确定义劳动者概念，但通说认为，"从属性"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及其保护对象的基本特征。根据2005年人社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确定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职业电竞选手与俱乐部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

职业电竞选手与俱乐部符合主体适格的要求。根据国内多个电竞赛事官方的要求，电竞选手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参赛。即使有些选手在与俱乐部建立关系时未满18周岁，也仍然符合《劳动法》关于体育、文艺等行业的特招标准。而与选手签订工作合同的电竞俱乐部通常是经过注册的、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双方均符合劳动法上的主体资格。

职业电竞选手与俱乐部之间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职业电竞选手确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职业生涯较短、训练强度大、技能更新快等。这些特点并不足以否定其劳动者身份，恰恰相反，这些特殊性正说明了他们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

2.3 选手权益保障的缺失现状

由于法律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职业电竞选手的权益保障面临严重挑战。实践中，电竞俱乐部拖欠选手薪资、不给选手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屡见不鲜。即使在认可劳动关系的案例中，选手的权益保障水平也往往低于传统行业的劳动者。更不用说那些未被认定为劳动者的选手，他们只能寻求民法上的保护，保障范围明显受限。

3 电竞赛事的知识产权格局

3.1 出版商主导的法律框架

电子竞技产业的结构性核心矛盾源于国际版权法的严格保护。根据《伯尔尼公约》与《TRIPS协定》，游戏软件作为著作权作品，其代码、视觉资产、玩法机制等均属出版商独家所有。这意味着任何公开赛事、转播或商业性使用均需获得出版商授权。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 进一步限制用户行为，明确禁止未经许可的赛事组织。这种双重控制机制——国际版权法与合同约束——使出版商不仅拥有创意所有权，更掌握对竞技场景的绝对程序性权威。

与传统体育（如足球、田径）相比，电竞缺乏中立的国际监管机构（如FIFA或IOC)。赛事规则、选手资格、争议解决等均由出版商单方面定义，导致利益相关方处于合同不对称地位。例如，Riot Games（拳头游戏）明确要求赛事组织需书面许可，而Valve（维尔福）虽允许社区举办《Dota 2》《CS2》赛事，但仍通过Steam用户协议保留最终控制权。这种法律架构从根本上决定了电子竞技难以像传统体育那样形成独立自治的生态系统。

3.2 知识产权约束下的经济现实

电竞的经济规模在全球游戏产业中占比不足1%。2024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达1877亿美元，而电竞仅约16.4亿美元（2023年数据)。其收入结构高度依赖赞助（62%） 与媒体转播权（19%），而非直接盈利。出版商将电竞视为营销工具，旨在提升用户参与度与游戏生命周期。例如，《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核心目标是品牌建设，而Valve的《Dota 2》国际邀请赛通过游戏内众筹维持社区热度，而非追求独立盈利。

这种经济模式导致出版商缺乏动力构建自治生态。过度依赖出版商战略的案例屡见不鲜：暴雪娱乐的《守望先锋联赛》因高额加盟费与僵化结构于2023年终止，转而推出更灵活的OWCS（Overwatch Champions Series)。反之，Valve的"控制式开放"模式（通过Dota Pro Circuit积分体系与第三方赛事合作）展现了更高可持续性。

*表2：电子竞技与传统体育产业结构的比较*

| 比较维度 | 电子竞技 | 传统体育 |

|--||--|

| 规则制定权 | 游戏出版商独占 | 国际体育组织（如FIFA）|

| 法律基础 | 著作权法、EULA | 国际体育宪章、协会章程 |

| 收入来源 | 赞助为主（62%）| 门票、转播权、 merch等多源|

| 监管体系 | 出版商主导的私人统治 | 相对独立的公共监管 |

3.3 知识产权垄断对行业的影响

出版商基于知识产权的控制是全局性且持久的。当前行业经历的"电竞寒冬"应理解为市场结构性修正而非行业崩溃。过去十年中，行业过度类比传统体育，导致投机性投资与估值泡沫（如OWL的快速扩张失败)。这种结构性制约不仅影响赛事的组织，更深入到选手的权益保护和职业发展等多个层面。

各国试图规范电竞的努力往往难以突破知识产权壁垒。例如，法国2016年法案仅能调节已获授权的赛事中的劳工关系，无法改变知识产权归属。韩国虽推动公私合作培养人才，同样未能限制出版商控制力。这表明，在法律层面，尤其是知识产权法层面，没有实质性的变革，电子竞技很难获得传统体育那样的自主权。

4 选手合同的法律性质与争议

4.1 合同类型的多样化现象

电竞俱乐部同职业电竞选手间签订的合同往往包含日常训练、比赛、转会、商业赞助、直播、奖励与惩处等多项内容。这致使实践中俱乐部与职业电竞选手签订的合同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类型，诸如专门签订的劳动合同、赛事主办方统一要求俱乐部与选手间签订的选手服务合同、合同名称可能为合作合同、经纪合同且内容上包含直播、经纪、赞助等多种业务的综合性合同。这种内容混杂的合同结构使得法律定性变得更加困难。

在实践中，电竞选手合同通常呈现复合型特征，即一份合同中同时包含了多种性质的条款，涉及劳动关系、商务合作、经纪代理等多种法律关系。这种复杂性不仅反映了电竞行业的多元商业模式，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挑战。

4.2 合同性质的法律界定难题

电竞选手合同的性质认定是电竞法律问题中最关键也是争议最多的环节。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合同既包含了人身人身隶属性要素（如训练要求、纪律约束），也包含了财产性权利分配（如奖金分成、商业收益）。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电竞选手的工作模式在实质上与传统体育选手类似，但行业规则和合同纠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当合同内容混杂时，法院通常会采取"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重点关注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而非仅仅依据合同名称。如果选手实际上接受了俱乐部的管理和指挥，使用俱乐部提供的设备和场地进行训练，并获得固定薪酬，那么即使合同名为"合作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劳动合同认定为劳动合同。反之，如果选手保持较大的自主权，仅与俱乐部共享部分收益，则可能被认定为民事合同。

5 电子竞技的法制构建路径

5.1 建立健全电竞监管体系

我国电子竞技法制建设亟需从分散、低位的现状向系统、高位转变。目前，关于电子竞技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规定主要集中在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层面，立法位阶低，实践性弱。为了推进电竞法治化进程，首先需要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职责。目前，国家体育总局是电竞的主要管理部门，但随着电竞产业的发展，涉及的监管部门也越来越多元，包括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这种多头管理的局面容易导致权责不清、效率低下。

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的经验，制定专门的电子竞技促进法规。韩国在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和法律规制方面有着先进的经验。具体而言，我国可以通过强化政府职能、建立领导人负责机制、加强电子竞技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劳动合同和重整电竞直播平台等多角度完善立法。在监管模式上，应当推动政府角色从"举办和参与"转向"监管和服务"，构建既能促进行业发展又能有效规范市场的监管体系。

5.2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电子竞技的法律规制必须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寻求创新。出版商基于IP权的控制是全局性且持久的，而当前整合阶段正是这一现实的显性化。尽管局部改进可通过合作实现（如Valve的有限开放许可），但根本性变革需出版商自愿让步或国际版权法颠覆——两者均极不可能。电竞将长期作为出版商驱动的生态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补偿机制，即要求出版商从其电竞相关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选手保障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基金。这样既尊重了出版商的权利，又为选手权益保障提供了资金来源。鼓励赛事组织者和俱乐部通过与出版商谈判，争取更合理的权益分配方案。

5.3 完善选手权益保障制度

针对职业电竞选手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应当从法律认定、合同规范和社会保障三个层面着手解决。在法律认定层面，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明确职业电竞选手在符合从属性标准时的劳动者身份。在合同规范层面，可以制定电竞选手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因合同约定不明引发的纠纷。在社会保障层面，要求俱乐部为选手缴纳社会保险，并针对电竞选手的职业特点，建立适合他们的医疗保障和职业转换体系。

特别是对于未成年选手，应当建立特殊的保护机制，包括限制训练时长、保障受教育权、提供心理辅导等。考虑到电竞选手的职业寿命普遍较短，还应探索建立电竞选手职业转换援助制度，为他们退役后的职业发展提供培训和指导。

5.4 构建电竞执裁公正制度

为保证电子竞技比赛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完善的执裁公正制度。根据刘福元的研究，为塑造并保障优良的电子竞技系列赛事环境，电竞执裁公正的校正机制应从赛事规则、裁判员制度和申诉制度入手，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3个时间节点，依托"规则—主体—程序"三重法理支撑，形成严整且立体的三维制度体系。

具体而言，可以在赛事规则中明确裁判员的权力边界，建立裁判员考核和监督机制，并设立独立的申诉委员会处理比赛中的争议。这套制度不仅可以提高比赛的公信力，也能增强电竞作为正式体育项目的公众认同感。

6 结论与展望

电子竞技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其法律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职业选手法律身份认定不一、权益保障不足；游戏出版商基于知识产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赛事合同法律性质模糊；行业监管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构成了电竞法律规制的主要挑战。

电子竞技的法律规制需要采取多层次、系统性的方法。短期内，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制定标准合同文本等方式，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如选手权益保障和合同纠纷。中期来看，需要建立适应电竞特点的专门法律制度，包括明确选手的劳动权益、规范赛事组织流程、建立争议解决机制等。长期而言，则需要考虑如何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电竞行业的自主权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未来的电子竞技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系统：既要尊重出版商的知识产权，也要保障选手的劳动权益；既要维护赛事组织的专业性，也要保证比赛的公平性；既要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也要确保健康的行业生态。只有这样，电子竞技才能真正从一个野蛮生长的新兴产业，转变为一个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成熟行业。

与此电竞法律的学术研究也需要跨领域结合IP法、数字平台治理与经济战略，以客观分析产业轨迹。学术界需要加强对电竞法律问题的研究，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也应当在标准制定和自律监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电子竞技法律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不完美的现实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改进之道——在认识到出版商控制的持久性的通过局部改进和渐进式改革，不断提升电竞行业的规范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